这是一个曾被马来西亚抛弃的国家，这是一个独立只有43年的国家，这是一个面积仅有昆明三十分之一的国家，这是一个气候、旅游条件根本无法与昆明比拟的国家，甚至这是一个“只有空气免费”、连饮用水都要靠外国进口的国家……

　　然而，它制造出了奇迹——它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美丽的“花园城市”，被世行连续两年评为“全球最便于经商的地方”，它以3万4000多美元的人均年GDP（国内生产总值）荣登亚洲之首，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第二大钻井平台生产基地、第三大炼油中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在这里，云集着约7000家跨国公司和10万家中小企业，其中有超过4000家在新加坡建立了企业总部，它们是一连串显赫的名字：葛兰素史克、埃克森美孚化工、日立、摩托罗拉、惠普……

　　从5月27日起，来自昆明规划、建设、城管、财政、环保、滇管、国土、园林、房管等部门及部分县（区）、开发区，共90名昆明干部将在新加坡分批学习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培训课程，被称为“昆明最大规模的一次国外培训干部”。

　　为什么问计新加坡？在新昆明建设急需以落实“四项制度”为解放思想突破口、急需在更高层次上强势推进、急需以超常规的速度和模式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新加坡不仅是昆明的悬浮梦，也是昆明的临摹范本，昆明将很快在行动上借计新加坡，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其中市容和交通秩序上的“严管重罚”，很可能为市民们带来最直接、最震荡的感受。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城市）发展与进步的，是领导人的创意及肯向其他地方汲取经验的胸襟。此外，“他们也要能透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来迅速和果断地实施好的主意，并且能有效地说服广大民众接受痛苦但值得进行的改革。”

　　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本报特派记者飞赴新加坡，遍访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民众等各阶层人士，体察人民行动党总部、市区建设局、建屋发展局、国家环境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公用事业局、工业园区、金融区、商业区、社区等多个实地，解密“昆明最大规模的一次国外培训干部”之台前幕后，并着力还原这个海外榜样的原貌和细节，探寻它快速崛起的路径，及面临改革的阵痛时又如何应对？

　　问计新加坡，意在谋计昆明。借鉴新加坡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昆明来说是事半功倍的好事，也将为昆明带来重大裨益。

　　30昆明官员走进新大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耀权很兴奋——他们这座年资最浅的大学，也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5月27日，一批来自昆明的官员飞抵新加坡，步入校园，开始为期20天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培训。

　　在新加坡，培训中国官员最多的是南洋理工大学。早在1992年，南大就为中国培训过官员，其中以俗称中国“市长班”（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1997年开办）和“高官班”（公共管理硕士课程，1998年开办）的两个班最负盛名，仅今年1至2月，就有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及辽宁、重庆、四川、湖北、福建、广西、河北等地方组织部的129名中高级官员成为学员，创下近年数字之最。

　　仅有8年校龄的新大虽然资历尚浅，但已声名赫赫。这座由新加坡联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创办的大学，近年来不惜以重金从全世界“挖进”一流的研究教员，致力打造“亚洲的哈佛大学”，校长、教务长均是美籍。用谢耀权的话说：“政府希望新加坡有一所美式大学。”而令人称羡的另一个焦点是在高校生越来越难就业的趋势下，该校毕业生却成为就业市场上的热销人物，已连续4年达到近100％的就业率，去年毕业生平均起薪达到3040新元，最高可达每月上万元新币。受访雇主认为同其他大学毕业生相比，新大毕业生能言善道，也更具领导和分析能力。

　　在新大，记者颇为奇怪地发现这里的教室很是与众不同，它是圆形的梯形教室，四周都是黑板，方便教师四处走动，获得学生反馈，也方便与学生之间的讨论。

　　新加坡让我们又惊羡又汗颜

　　“领着任务去，带着成果回”——可能是呈贡县公共投资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杨旭海记得最牢的一句话。今年，昆明决定分批组织90名领导干部赴新加坡学习培训，并把培训重点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称：“（这）是因为新加坡鲜明的城市形象、协调的城市空间、舒适的城市环境和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已成为全世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模范。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经验，反思和审视我们的做法，摒弃决策过程中的盲目性，更好地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更多地关注民生，创出城市特色，营造宜人和谐的城市环境，是我们城市工作的努力方向。”

　　多年前就赴新加坡学习考察的先行者仇和以说，新加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成功经验至少在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是科学编制规划，严格监督执行；二是加强城市设计，彰显城市个性；三是注重生态建设，突出以人为本；四是制定完备法规，实行严管重罚；五是坚持环保优先，促进科学发展。

　　“这次培训也是一次招商引资的良好机会。”招商引资“有瘾”的仇和不忘提醒：“要主动与当地客商联系、交流、沟通，广交朋友，让更多的新加坡企业家了解昆明，相信昆明，考察昆明，投资昆明。

　　首批参加培训的昆明官员杨旭海，与其他学员在新加坡共度了20天格外紧张的学习生活。虽然坐在新大教室里，但培训老师有不少都是从南大、国大请来的，培训内容也极为丰富，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综述、公共行政管理，到城市规划体系、园林规划与管理；从公共住宅区规划建设与管理、社区规划管理，再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管理、陆路交通规划体系与管理、资源集约发展策略等等，无不涉猎。他们还马不停蹄地拜访了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建屋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贪污调查局、国家环境局、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小贩管理中心和民防部队，参观了裕廊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垃圾焚化厂、民众俱乐部、湿地公园等等。

　　“新加坡的美丽、和谐令我们惊羡，也令我们‘汗颜’”。在“学习心得”中，杨旭海这样称。

　　“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其实，“新加坡的美丽、和谐”不仅令昆明官员惊羡、汗颜，也令深圳、大连等中国一线城市的官员们惊羡和汗颜。2007年8月，深圳就派出由129人组成的“跨海取经团”，远赴新加坡。从学术界到政界，都刮起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渤海之滨的大连，更与新加坡签定协议，要在两年之内，将政府各部门的1200名官员分批派赴新加坡接受培训，堪称该局带入新加坡接受培训的最大一批外国官员。

　　“中国几代领袖都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社会体制充满热忱，希望借鉴新加坡的管理、法治、廉洁、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甚至政治制度。”有学者称：“在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号召中，新加坡模式再次成为热点。”

　　此话令人回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在邓小平1978年出访新加坡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推行的，新加坡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灵感来源地。此后，杨尚昆、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均出访考察新加坡。李光耀也先后访问中国27次，堪称世界上访华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国家领导人。在国内的各大报纸上，新加坡被誉为经济腾飞、廉洁政府、花园城市的典范。

　　“中国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对本报记者称，早在30年前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时，李光耀就对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来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苦力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没有什么是新加坡做到，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的。”而在李光耀看来，在没有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情况下，单靠推行自由市场、法治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依然可以进步与成功。杜平说：“后来李光耀对媒体回忆说，邓小平记住了这句‘挑战’。”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也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同样令人深刻记住的是去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说了：“中国是一个又老又新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不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大踏步地继续前进，焕发青春。”

　　新加坡经验 更适合我们？

　　从学习西方欧美国家，到开始更多地学习新加坡，并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加快学习脚步，新加坡媒体对此分析称，这是因为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很快发现上个世纪60年代才迅速崛起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更适合，更贴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同样受儒家价值影响，东方文化背景深厚，两国之间更有着彼此对国情的理解与默契。

　　以研究新加坡问题著称、今年5月受邀到昆明演讲的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则认为，新加坡的国情、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相近，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党和政府主导力量相较西方社会，比重更大。

　　他说，新加坡的活力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新加坡的竞争力多年来在全球排名靠前，政府运作效率很高，在多次国际调查中居首。其次，新加坡健全的法制非常有效地防止了腐败的滋生。中国正在大力提倡的“和谐”，在新加坡已得到很好的体现……新加坡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正是中国所要建设和追求的。中组部每年选派人员到国外留学，其中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数最多，其次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官员出国培训，多去苏联；到了80年代，则掉头向西，90年代达到高潮，其中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最为引人注目。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昆明市长张祖林也都曾是该学院的学生。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官员出国受训，则基本上走的是“新加坡+美国”模式，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不仅制定和掌控着诸多领域的规则，而且其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代表着国际潮流；另一方面，选择新加坡，也反映出中国在与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接轨的同时，仍希望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而这些官员在未来的施政中，或多或少地将成为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施行者或改良者。

　　为昆明干部“量身定做”课程

　　当然，如果留洋官员真能将国外先进的发展模式搬到中国，老百姓一定会欢欣鼓舞，但如果官员们在海外学习的技能无法和中国的大环境融合、水土不服呢？毕竟新加坡太小了，大国碰到的问题，可能要比小国复杂得多。

　　昆明市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计划办班之初，就反复考虑过的。因此，针对学员都是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的实际，这次专门为学员们科学设置了培训内容，并注意到了国内与国外培训的衔接，国外培训课程也是“量身定做”，确保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30位参训官员还被分成了5个学习小组，调研报告专题也都是出国前就已经拟定好的，方向直指城市规划管理、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城市管理构建、生态园林建设、住房保障工作等。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每年有上千个考察团在新加坡学习。从工业园到城市规划建设，从政府执行力到廉政反贪，几乎无所不及。其中，最热门的一项学习成果是ERP（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国内一些大城市纷纷提出的征收城市拥堵费的思路，由此而来。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官员的到访和学习，新加坡相关部门在表示谦虚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据新加坡教育界人士介绍，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基本上是东南亚各国官员的培训基地，南大则几乎成为中国官员的培训大本营。

　　那么，中国从新加坡学习了哪些经验呢？李光耀前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首先学习的是我国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的技巧，主要考察新加坡如何吸引投资者及确保他们满意，同时也让本地工人获得应有的待遇”，其次，“中国领导人看到新加坡如何通过相对公平的务实做法，并且善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与政治目标。”

　　至于中国目前面对的挑战，李光耀说，一是应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大专教育，二是要改变多数民众内向型、不关心外国事务的旧观念。

　　“无论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班，还是国立大学的东南亚官员班，它们的开设，都有着极为长远的眼光。”新大教授谢耀权赞叹。

　　“从这里走出去的各国官员，未来会有不少在政府里担任要职。想当年大家都在一座大学里做同学，今后如果再坐在一起，一定会友好地商量问题。”

　　“我们也希望本校能接受更多的中国官员来参加培训。”谢耀权说。在很多人的眼里，新大的门槛是极高的。但去年，他陪同校长华德·亨特教授一起去中国时，就有了不少新想法。

　　“校长已经看到了中国的重要性，我们要建立新大在中国的培训基地，未来几年，我们希望更多地与中国的中西部进行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