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商人》
内容简介：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描写史料翔实、内容细致，不但有对各企业家生平的记录，更是对中国近代企业的一次系统梳理，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展现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商业智慧、商业教训。[连载内容]
卢思，字作孚，原名魁先，重庆合川人，小学毕业，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主编、四川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筹办民生公司，1926年开航，从一条船起步，用了不到10年时间，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表现已名垂史册。他主持北碚建设，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生前受到各界敬重。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著作汇编有《卢作孚文集》。
1938年9月，入川门户宜昌。
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互相挤压，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儿元气。滞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至少在3万人以上，2007年4月，我到过一条还没拆迁的宜昌老街，窄窄的，依稀可以想见抗战初期大量难民云集时的拥堵。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空中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人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他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来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这两句诗就是当时的写实。老舍也在自传中说，在宜昌一等一星期，好不容易在民生做事多年的朋友帮助下，买到甲板上的铺位，“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三峡的风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头发。
当卢作孚飞到宜昌时，看到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都挤满了交涉的人，许多是军政各方面的重要人物，所有办运输的人员都在全力应付，根本没时间办运输。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眼见长江枯水期将临，航运却陷入了停顿。面对这团乱麻，这个小个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出乎意料的镇定，他坚决而有礼貌地让所有人回去，然后到江边查看物资和轮船的实际情况，再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2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全部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有1.4万吨。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物资或在三斗坪或在万县卸下。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24小时后，24艘船开始穿梭往返，决心赶在40天内完成。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不空耗一天、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 000多人，这样一来：“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深情回忆。12年后他在民生公司业务会议上回想起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融的这一幕，依然十分激动。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3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卢作孚本人也说：“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是在他亲自指挥下的一个杰作，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艘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他喜欢在深夜时分，亲自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公司为报效国家，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400元。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 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轮船。1940年10月再次嘉奖民生公司。徐盈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就）没有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牺牲和创造。”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发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惫，但他迅速投入了新的工作中，他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徐盈在1939年见到卢作孚，体会到他认真和直言的性格：“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面对着这么为古老陈旧所腐蚀着的社会，难怪他时常肝火上升。对他的一代都失望了，而新的一代又是这么使他不能完全信任，完全满意。我想他在说话时，他为效率而忘记了一切。”
2007年春天，我从万州乘“飞船”顺江下宜昌，民生宜昌分公司的老房子早已消失，幸存的一排仓库，是砖头建筑的坡顶平房，看上去还比较结实，现在还有单位在使用。在长江岸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我试图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而，大江截流之后，江面已失去往日的气势，显得宁静而安详。岸边连一块纪念碑都没有，什么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对岸形似金字塔的那山依旧，让我想起叶圣陶当年的诗：“对岸山如金字塔”。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付出了极大牺牲。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此外，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损失2 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艘，损失11 460吨；军工运输受损失5艘，损失4 188吨；被日寇劫持5艘，损失2 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 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基督将军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180人）。民生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民生档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亡。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这些高密度的、令人血脉贲张的记载体现的正是“民生精神”，其中包含了敬业、无私和牺牲的精神，包含了职工之间相互信赖和团结的精神，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规章、资本都来得可贵。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他们在面临死亡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作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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