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7日电／眼前的孙炳新，山西闻喜县南郭村村民，53岁，两鬓染霜，在丰收的麦仓前笑着说：“过去发愁吃不饱饭，如今发愁粮往哪里放！”

　　据新华社报道，孙炳新30年前发起包产到户改革，与农民签订“秘密合同”，领山西之先，比起安徽小岗村干得更早些。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位可以称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人”却不为太多人所知晓。

　　一份比小岗村还早的“秘密合同”

　　孙炳新说，为了能填饱肚子，从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当时23岁。

　　社员们认为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当上了这个‘官’，没一点高兴劲儿，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

　　孙炳新苦思了一冬天，在1978年的春耕时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包产，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基本没有了。”

　　为了保证口粮，孙炳新决定把棉花种植面积压到103亩，多出来的田可以种粮食。“我算了算，如果都按自留地那样干，就算减少一些棉花种植面积，队里的生产任务也能完成。”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型：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大家都说好”。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纷纷要求签合同：队里保证提供水、电、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每一份合同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不准泄密！”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3月，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契约”还早了8个多月。

　　遭遇批判，幸遇“春风”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这些秘密合同的签订者们吓了一跳：当年秋天，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但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谁也没这个胆。

　　“我们最后商量，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的；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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